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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典当行: 老店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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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东方典当开业一周年间,其全新的经营理念,创新的运作模式,神奇的市场业绩,不仅令国人关注,也逐渐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不久前,国际传媒巨子英国《金融时报》派出了驻华记者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专程赴东方典当,对公司总经理王福明进行专访.这篇专访刊登于5月29日出版的《金融时报》。
    请看一个西方著名记者眼中的东方典当...
 
中国典当行: 老店新开
    上海东方典当行(Oriental Pawn)的店面布置得富丽堂皇,大理石外墙一尘不染,店堂装饰别致新颖,与西方人印象中那种破旧而邋遢的当铺简直有天壤之别。

    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典当行的橱窗里摆满了老掉牙的照相机、锈迹斑斑的家用电器和其它抵押物品。东方典当行则完全不同,店堂格局酷似市郊一家静谧的银行,身穿整洁的海蓝色制服的服务员毕恭毕敬地等侯着顾客的上门。

    这家刻意模仿高信誉银行氛围的东方典当行,是上海政府支持的改造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让典当业充当为私营企业提供速动资金的角色。

    东方典当行总经理王福明(音Wang Fuming)说:“典当行曾经是剥削穷人的臭名昭著的场所。如今,我们的顾客都是急需现钱的私营企业家。”

    新一代典当行保留了传统典当行的功能,即向顾客提供他们急需的资金,抵押物品从珠宝到个人电脑不一而足。

    不过,政府却认为这个行业的立足点应当更高一些,能够填补中国庞大的国有银行同地下钱庄之间的空白。中国国有银行正在努力适应私人贷款的理念,而地下钱庄尽管放贷利率过高,但仍然因为市场在这方面业务或缺而方兴未艾。

    通常典当行贷款的月息是5%,而地下钱庄的月息则高达30%。

    目前,外国银行和美国投资企业正试图在中国商业贷款领域获得一席之地,虽然一些交易受阻可能会影响这一趋势的发展。新桥投资(Newbridge Capital)曾经试图在中国一家银行控股,结果受阻。然而,典当业所出现的变革之风标志着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已经初露端倪。

    本月,上海政府批准了六家公司合并的决定,重组后的公司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典当业连锁店,此举表明政府支持典当业的扩大和发展。

    典当业在中国已有2000年的历史。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典当业被看作是资本家进行剥削的丑恶象征而被迫停业。

    1987年,典当行重新开业,但由于成千上万家刚开张的典当行因放高利贷和为销赃提供方便而声名狼藉,不久就遭到严厉管制。

    2000年,典当业从中央银行的管理下解脱出来,成为商业部下的企业,获得自主权。

    据王先生介绍,去年上海典当行的数量增加了一倍,贷款总额上涨近20%,达11亿元人民币(合1.33亿美元)。中国全国目前共有大约1000家典当铺,由于放宽了有关最低开业资金的规定,每年大约新增20家新号。

    同上海各家银行去年所提供的9070亿元人民币贷款相比,典当业提供的资金只不过是很小一部分。不过,典当行与国有银行不同,它们只向私营企业放贷。考虑到这一点,典当行对企业家的意义远远大于实际贷款数额。

    典当行的贷款活动不断增长,反映出私营经济开始持有新型资产。东方典当行的王先生说,将近三分之一的顾客把私有房地产作为借款的附属抵押品,而这样的贷款程序在国有银行要进行好几个月的讨价还价才能完成。王先生迅速走到柜台后面的电脑前,用了几分钟当场演示了一下用房产进行抵押的过程。

    股票、私家车等中国新经济的其它象征性物品也越来越多地被用作获得短期贷款的抵押品。

    许多人借钱是为了筹措临时前往国外出差的费用,王先生说虽然萨斯病疫令这业务暂停。

    他坚持说,东方典当行还没有遇到一起违约拖欠的事例,但这一经历并不代表其它典当行也如此幸运。吴先生说:“这是一项充满风险的行业。1996年上海发生的一起拖欠7000万元人民币的案件,直到现在也没有结案,典当行一直没有收回这笔贷款。”

    王先生现在急于向外国人士提供典当服务。他回忆说,一位德国顾客把宝马轿车停在东方典当行门前,借了一笔钱。“我们以为他是想通过抵押自己的车借笔钱。”他说,“但实际情况是,他只不过是想在自己出国这段时间里,找一个安全的泊车场而已。”